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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干农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思考

结构调整应依据系统论的科学原理

        根据系统论的理论，任何系统的功能皆由系统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结构优化必然会改善系统的功能。产业系统的功能一般包括投入产出(率)功能、投人物质有效利用(转化)率功能、系统的稳定性功能等。农业或农村可看成是一个自然一社会一经济系统，具有多种系统结构，实际上包括有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农、林、牧、副、渔结构，种植业内部各类作物的比例结构等。结构调整也是国家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一个主要手段。

        历史上我国农业结构有几次大的调整。80年代初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经营的决策权下放到农户，揭开了农业结构大调整的序幕。90年代初提出"两高一优"方针后，农产品质量和务农效益问题开始提上日程，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结构的调整。最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新的"农业战略调整任务"，这将是又一次农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

        1．农产品全面供过于求,

    起因于以下主要因素。(1)由于从1994起农产品收购价的几次提高，农民生产粮棉的积极性高涨;在此期间又正好形成了几项突破性的农业科学技术，如塑料薄膜日光(不加温)温室、被称为"水稻生产一场革命"的旱育稀植技术、玉米小麦地膜覆盖种植、小麦再次品种更新加部分生产区半精量播种等，并获得大面积推广，使农产品产量连年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同期内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多余劳力的形势逆转，农民收入增长大不如前

        (1997-1999年间，年均增率仅4.4%，而1991-1996年间则为11.4%)。(3)城市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社会消费减缓;再加上公款吃喝有所收敛等因素，农产品国内市场购买力持续低下，不少产品积压严重。

        2．农民收入增长形势不容乐观,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原定的迈向"小康"的指标(年收入增长7%-8%);加上国企"脱困"改革、职工大批下岗导致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大大减少，各地、各级均日益感到农民进一步增收和农业进一步发展的路子日益狭窄。

        3．*府对农业(主要指粮、棉)生产进行有效调控的传统手段--农产品收购价突然不再有效,原因在于一方面粮、棉生产成本增加很快、很多，锁定了收购价的下限;另一方面国际市场粮、棉价格一降再降，加上前几年国内粮、棉收购价不断上调，现已超出国际价格，从而又封住了收购价的上限。

        4．面临加入WTO--对我国农业而言至少在近期内是挑战的压力多于机遇主要是由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目前相对较少。

        据报道，这次调整结构将"是战略性的"，目标是不但"将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优化农村区域布局，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解决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困难"，而且还要"立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还要"考虑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但来自基层的强烈呼声则表明，农民最紧迫的要求似乎仍在于解决农产品"卖难"和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应该说，调整结构几乎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做的工作。因此，一项常规性措施能否同时解决如此多的问题，能否达至如此多的目标，恐有期望值过高之虞。90年代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的新提法曾如走马灯似地出现，如"两高一优"、"社会化服务"、"产业化"，还有所谓"秸秆养肉牛"等等，每一次均把其作用估计得过高，而又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导，以及不懈的坚持;常给人以"浅尝辄止"的感觉。以农业产业化为例，"龙头企业"与农户间须建立紧密利益关系、成为规范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共同体的课题提出己有三年了，而迄今仍未有较明显的普遍进展，大多数龙头企业出现规模小档次低、搞重复建设的问题。需引起重视，需引为教训。

    解决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是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素质

        朱熔基总理去年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讲话中曾指出：我国农业已进入了新阶段，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已不适应新阶段的要求。据此，笔者认为，在新阶段背景下，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素质已到了刻不容级的时候了！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通过对国际农业科技革命的比较研究发现，无论从我国农业的科技水平、农民文化素质、农业产业链完整度、市场发育和流通程度、农民合作经济及社会化服务，还是从农产品适地种(养)殖原则的贯彻、农业经营的管理水平、农产品的档次及质量、农业结构等方面看，都存在着基础性工作"欠债"太多太久、而新情况新问题又层出不穷的新难点、新压力。至于农业结构的不合理问题仍将会长期存在，因为，它只是构成农业综合素质的环节之一(当然是主要环节之一)。在很多场合可发现，结构的不合理往往同农业综合素质低下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农业在综合素质提高方面的"欠债"

        很多"欠债"同七八十年代"农业科技革命"暂时"跨越"了农民文化素质低和农业(村)社会化服务基本不存在这两项重大障碍有着密切关系。同国际上六七十年代经历的"绿色革命"类似的我国农业科技革命，之所以能暂时"跨越"上述两个障碍，是因为那次农业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开发成功了一大批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的半矮秆(谷秆比高且抗倒伏)、耐高密植和高肥水的高产品种(杂交种)。与此同时，国家的化肥、农药、灌溉水等的生产供应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农民即便在文化科技素质低和缺乏合作经济组织和技术推广组织的社会化服务的情况下，多数人自己也能顺利买到并用上上述生产资料，从而获得了农业科技革命成果的好处，顶多是未能发挥全部增产潜力而已。但是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一长，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和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被掩盖了起来。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在较长的(百年左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均花了很大气力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并达至成功，获益巨大。事实证明，农民文化素质和农业(村)合作经济及杜会化服务这两项障碍即使可以暂时"跨越"，但它们终究是要起作用的，而且制约力会越来越大。现阶段我国农作物单产水平地区间差异巨大，也是这种制约因素作用的一种结果。欲根本性地提高农业的综合素质，就意味着必须进行"补课"，即使这种补课的难度极大，也必须坚持做。如前些年出现过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原本带有农民合作金融的成分，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但后因不少的基金会被引入歧途，搞起了非法集资，或被某些搞不正之风的基层干部变相控制，而不得不半途而废。说到底，受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决定，这类"课"迟早得补，无法回避。

        欲偿还上述欠债，就必须敢于冲破在我国兴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禁区"，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性工作。我国有数千年农民个体经营的历史，农民从无合作经营的观念、传统和相应的习惯，这在自给自足经济形态下尚可应付。而现在，数亿农民一下子要直接面对复杂多变的现代市场，事实证明，他们尚无法从根本上适应。同时这也决定了在我国推行农民合作经济这种新事物必然困难重重。但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无一不表明，兴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一条必经之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以营利为目标，这样国家便于给以适当形式的支持，也能够进行积极的引导和间接调控。最关键的是，它能向广大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技术推广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社会化服务，解决资金和贷款难的问题，能独立地帮助农民进行市场开拓、填补空白(这方面的典范是日本农协开展的著名的"一村一品"运动)，也有利于实施产、供、销垂直一体化，从而降低成本、减少风险等。我国提出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市场经济已10多年，但迄今为止，兴办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似仍是一个"禁区"。尊重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就应鼓励敢于冲破"禁区"。只有引导农民大胆试验，长期扎实地做好基层工作，才有可能最终补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门缺课。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问题也是如此。没有方法和机制上的大胆创新，以及长期坚持不懈的扎实工作，也同样将难以补好此"课"。现以即将成为农业劳力主体的青年农民大*为例，他们几乎都是过去一二十年里由小学、初中、高中毕业返的"三回生"。由于普教的局限性，这些"21世纪的农民"在校期间大多从未接触过任何现代农业科技。不要说承担农业现代化的重任，不少人就连自己日常的简单生产都搞不好，有些竟还因此成了新的贫困户!黑龙江和安徽省近年来创造的着眼于帮助农民更有效地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的"农科教结合"就是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应予以加强、提高;并坚持不懈地实施下去。

    农业结构调整应强调的重点

        过去50年来，农业结构调整在农、林、牧、副（80年代后单列为乡镇企业）、渔和种植业内部(粮、经、果菜)两个结构方面的成效显著。1997与1952年相比，两比值分别由83：0.7：12：0：0.3和87：8：3，变成53.9：4.4：31：0.1：10.6和73：13：12。改革开放以来，除乡镇企业"异*突起"外，结构调整动作最大的当属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以蔬菜和果树尤为突出。1997年与80年代初相比，两者的播种面积分别由388万和178万公顷，激增为1130万和863万公顷。对繁荣"菜蓝子"市场、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近几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己降至接近国家设置的最低确保线--1亿公顷，因此除非粮食作物单产有突破性的提高，种植业内部结构调整的余地已不能同前一二十年相比了。

        观察当前农村劳力结构--1997年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生产)、第二产业(农村工业、建筑及外出工)和第三产业(贮运、信息、流通及餐饮等服务)

        用劳力的数量，分别占农村劳力总数70.6%、9.3%和5.3%--可看出，目前的结构严重不合理，第三产业，即为生产和生活服务行业的劳力规模远达不到市场经济的要求。而这部分中有相当数的劳力的剥离、安置必须通过适宜的组织形式来组织推动，如前述发达国家的农民合作组织、批零市场等。同时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也必须有相应的提高。再就是可以看出，调整还大有潜力，因此理应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

        农产品生产的区域布局也是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之一。我国在80年代虽已进行过农业区划，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受到规模过小的家庭经营的限制，"适地种

        (养)植(殖)"原则难以真正施行，生产专业化和区城化的优势长期得不到发挥和利用。鉴于目前国情，区域布局的调整和优化肯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而且不能急躁从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相反，区域布局的调整也可能成为当前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理由是，虽然目前全国、全行业的适地种(养)植(殖)原则还无法施行，但具体到一个省、一个地区(市)甚至一个县，仍有可能在相当范围实施相对集中的区域生产。区域性优势生产对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农产品的

        科技含量"，对抵御市场风险，对迅速形成新的农业产业和提高农业效益等都有重大作用。

    就农、林、牧、渔各业结构而言，从理论上说，也还存在着不小的调整余地。例如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之比，目前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大多为70%以上。但正如有关*府部门预测的那样，今后若干年内，如果没有大的动作，包括出台大的*策，"农业结构调整仍将比较缓慢"。此外，对农业结构调整效果的预期也应实事求是，不宜期望值过高。如某大城市1999年开展了"农业结构调整年"活动，声势不可谓不大，但最终的成效只是"农业增加值增幅达2.5%"(见2000年1月5日《科技》)。

        总之，当前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还有相当的潜力。但归根结底它只是农业综合素质的主要环节之一。调整的实施不可能也不应代替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素质这一紧迫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