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打工潮至今，几十年倏然而逝。第一代从事建筑业为主的农民工渐渐老去，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
许多劳务公司开始通过提高时薪、增加福利来吸引年轻人，但眼下他们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工地消失。
“20多岁的基本没有，干十天半月就跑”
京津冀地区，是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比较理想的工作地。在工地上干活，按工时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南方多雨，常常停工，影响收入是工人们最在意的事。
其中，北京又是从事建筑行业多年的农民工最偏爱的地方。“北京标准高啊。工地宿舍里有空调，冬天暖气夏天冷气，还有大澡堂，条件还是不错的。”河南的木工师傅郑大成笃定地说，在北京干建筑的农民工，不会被拖欠工资。
但是，再钝感的工人，也能感觉到今年不一样的变化。
52岁的重庆砼工（浇筑混凝土的工人）刘军，在北京西三环一处住宅楼工地干活。从3月份至今不到两个月，他记不得工程被暂停了多少次，因为缺人。停工就是为了等工人。
往年，过了正月十五，赴京寻觅工作机会的农民工一茬接一茬。有些人事先跟负责给劳务公司和工人牵线的“揽头”联系，到了北京直接到揽头介绍的工地。
不认识揽头也不要紧。郑大成从老家坐绿皮火车到了北京西站。随意上了一辆公交车，看到工地就下车，拿着身份证、建筑证等证件到工地的招工处简单填一下资料，就代表“入职”了。
因为每个工地都缺人，招工门槛就放得更低，尽管郑大成已经快50岁了。不需要借助数据和学术理论，几十年来辗转大江南北无数工地的郑大成，仅凭经验就能判断，工地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20多岁的基本没有，或者干十天半月就跑。”
郑大成原本对现在的工地比较满意——除了包住，一个月还给一千五的生活费，就算年底拖欠工资，也不至于血本无归。但是因为工地缺人，经常加夜班的郑大成近日有点吃不消了。
他羡慕智能手机用得溜的年轻人。如果他会使用那些五花八门的功能，知道怎么下载APP、怎么用导航，早几年他会选择转行，去送外卖、送快递。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他认为年龄不允许。
刘军是带着老婆一起来北京找活儿做的。十几年前，他和同村十几个兄弟，一起去过乌鲁木齐、西安的工地做工。渐渐地，队伍“缩编”：他这一代人老去、伤退，但下一代青黄不接。
最后，这个队伍变成了几乎都是年过五旬的夫妻档。有技术、更强壮的丈夫是一天能挣三四百的“大工”，妻子一般只能做打打下手的“小工”，每天挣一两百。
成为焦点很简单，只要年纪足够小
刘军和妻子住的是工地简易房宿舍，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是四对夫妻的临时宿舍。床是铁架的上下铺。上铺不方便挂帘子，夫妻们就挤在一米左右宽的下铺。自带薄被单当床帘，就算兼顾了隐私。
工地是一个模糊了性别的地方。随意去到一个工地生活区，仅穿着裤衩的大老爷们自在来去，男女混住的宿舍也很普遍。同乡的几对夫妇住在同一个宿舍，大家并不觉得尴尬。“互相照顾”“有个伴儿”等词，在他们与记者聊天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相比50岁的女性，年轻人是更稀缺的存在。而年轻的女性，基本不会出现在工地。
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工小马，87年生人，今年32岁。他一直在为工作环境没有女性而苦恼。他问过很多人：能给我安排点好活吗？能娶到媳妇儿的活儿，“我这个年龄就像荒废的庄稼。”
小马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这个地方因外来务工人员群聚而为人所知。他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也承接展览、舞台搭建的项目。由于“朋友多、有人脉”，小马经常能接到同行眼里的肥差——搭演唱会的台子，能免费看一场一线歌手的演唱会。
“免费的午餐”一再垂青他。加入了一个具有实验性质的话剧社后，他因为农民工和话剧演员的双重身份受到